看到最后才发现，《爱情神话》里的神话是沪语
最近上映的沪语电影《爱情神话》，用媒体的话说是“火出了圈”，许多根本不懂上海话的人也跑去电影院寻找自己印象里的上海，五原路，安福路，小洋楼，外滩十八号，这些极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勾勒出的熟悉的上海，又被全程沪语的交流氛围陌生化，从而产生了适度的审美距离。
虽然导演邵艺辉曾经表示她希望这个故事剥离掉方言也是一个好看的故事，甚至剥离掉一些上海元素，依然是成立的故事。但也有人说，《爱情神话》里的神话不是中年人的爱情，而是沪语。
电影中反复出现费德里科·费里尼导演在1969年上映的作品《爱情神话》，借用爱情神话引出几位都市男女各自对人生和爱情的看法
#01
拎得清的上海宁，
哪个没吃过生活呦
语言总是生活的剖面。主演徐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很少看到有一部电影能像《爱情神话》这样还原生活本有的质感。想想是的，不过饮食男女吃饭穿衣的细节，就算背景不在上海，今时今日总体上也大差不差。
但假如你看过徐峥饰演的上海爷叔老白在修鞋摊前和小鞋匠的一番对话——你来我往的互损夹杂着各自对爱情（女人）和人生的认知，小鞋匠边说“侬晓得伐现在是什么时间？是我的coffee time”边端起保温杯里倒出来的手冲，老白则回一句“侬咖啡里会不会有皮鞋味啊”。
你会觉得，这只能发生在上海。
在片子里，方言的作用，最浅层的是塑造人物。因为一口流利沪语勾勒出的文化身份，一群小资中产的上海人的形象才得以成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才合理而真实。
类似的情景还有不少。咖啡、话剧、外滩十八号、穿Jimmy Choo上班的白领是上海，五原路、老洋房、弄堂和天井也是上海。十多年前，周立波的清口表演里就有这样的表达：“上海的根基是城市文明的。侬毋要忘记额，阿拉要上得春晚，阿就要认得九亿农民了。”“阿拉上海宁是吃咖啡的，就是说我们自个儿把苦味吞下。”虽然刻薄，却也有几分道理。 上海人喜欢用“喫”
（吃，发音类似轻声的“切”）。从“喫饭”“ 喫咖啡”“ 喫老酒”“ 喫香烟”这样的常规用法，到“给侬几耳光喫喫”（煽你巴掌）“喫酸”（遇到麻烦）“喫瘪”（被教训）“喫生活”（吃生活的苦），从具象到抽象，市井生活的小确幸与鸡飞狗跳，一个生动传神的“喫”，都可包含在内。
上海话里面还有些词汇现如今差不多已经演化成普通话里的通用词汇，比如：吃豆腐，吃相难看，拎得清……上海话极喜欢形容一个人有世俗智慧，拎得清（做人通透）、来噻（做事灵活、有本事）
、嘎灵额（极聪明），这大概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有关。
写旧日上海，没有人灵得过张爱玲。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从开埠通商以来就是各色人等各种地域文化杂处共存的大熔炉。内陆的徽商，南来北往的江浙人，外来的洋人，洋行的买办、青洪帮的混混，这些在张爱玲小说里轮番登台的人物也真实地生活在旧上海。木心曾经说：中国人啊，往往十来个聚在一起，就能上演一出红楼梦。可想而知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商品经济叠加人情社会的环境里，拎得清的世俗智慧是多么重要。 况且，吃过见过的上海人不仅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好，要有“白相”（玩）的钱财、去处。即便两者都没有，也要在鸡飞狗跳的市井烟火中培育出一点“白相额心思”。是以，上海男女拼劲在有限的预算里活出体面和讲究，这种努力的姿态就成了一种地域文化的基因，刻在上海人血里。
《爱情神话》里单亲白领李小姐接好女儿之后，要去看话剧、喝咖啡、会朋友；格洛瑞亚嫁了个不省心的丈夫却全然不表现出悲悲戚戚，自信地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声称自己有钱有颜又没有老公管，“伐要太灵额”；老白的前妻蓓蓓因为出轨被离婚，跳舞喝酒照旧的她，面对前夫的质问只略带幽怨地回一句“我不过犯了一个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侬心地哪能嘎狠”。老白的挚友老乌更不用说，他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出游戏人间的大戏。
除了 “会白相”的生活情趣，还要有谈笑间进退自如的社交体面和透彻的人生智慧。
小事上要保持腔调，这是自己可控的，大事则要看得开，毕竟人生起落千般事难遂人愿。这才是上海人的“拎得清”。
《爱情神话》的终局，心上人李小姐终于约老白去喝咖啡，有意无意间说起“过程享受就好了，其实结果也没那么重要的”。 王安忆曾说，张爱玲式的上海和上海人都带着一种矛盾又自洽的情绪：生命是一袭爬满虱子的华袍，虽逃不脱被蛀蚀的结局，过程还是美的。生命终究是虚无，正因为如此，物质的救赎作用才越发重要，生活里琐碎的体味才越要去经营。
#02敢混敢嗲的上海话，嘎灵额
photo by Terry @blueskin
许多北方人初来上海时，多少是带着些偏见的。偏见的来源嘛，一是坊间传言。听说上海人眼高于顶，看外地人都是“乡毋宁”（乡下人）。不是有个经典的笑话么。北京人在上海街头打的，的士司机问“你哪里来的呀？”“北京”“诶呦那你可要好好看看我们这个大城市的呀”。
另外一点，则源于对上海话的反感。在电视机和地方台还占尽话语权的年代，大众的视野里充斥着相声小品和以普通话为主的影视剧，不少人对上海话的初印象始于周立波的清口和多少矮化了沪语的“赤佬”“小瘪三”一类的街骂，文艺作品又热衷于刻画上海男人“斤斤计较”女人“尖酸刻薄”的形象。
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话之所以给人留下比较负面的刻板印象也和语音有关。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讲究字正腔圆，平直廓落，听久了再来听吴地方言，听觉习惯自然受到挑战。
因此，北方人听沪语，只听到一腔曲里拐弯的音节在喉咙里拗折冲撞，好像走惯了一望无际平原的人突然闯进迷宫般的弄堂，真会有迷失之感。
因为这些偏见，身边不少人在上海多年，却始终处于沪语隔离状态，只能开玩笑似地学上一两句洋泾浜“侬饭切过了伐”“侬脑子瓦特了”，实在可惜。
上海话的血统极其复杂，这座城市走过的历史仿佛都刻在了方言的音节字眼里，其实非常有趣。
photo by Levi Lei
众所周知，上海的发展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上海开埠通商有关。在此之前，其声望远远不及相邻的东南诸郡。如今的上海人，三分之二是随着开埠初期的移民浪潮涌入上海的老宁波后代。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宁波人在家门口登船，走水路北上，一天一夜一睁眼就到了上海的十六铺码头，去杭州反倒要赶上好几天的陆路。所以素有宁波是上海的娘家这种说法。上海话和宁波话的“亲缘关系”体现在用词上，最典型的就是上海话中第一人称的“阿拉”即来自于宁波话，另有许多日用词汇如“碗盏”
（碗碟）“窗门”（门窗） “出洋相”（出丑）等等也几乎都是同音同意。
但地处吴语区中心的沪语在口气腔调上又和宁波话有明显不同。吴语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民谚：宁与苏州人吵架，不与宁波人说话。说的就是宁波话的“石骨铁硬”与苏州话的软糯。宁波话单个音节发音时长短，给人短促顿挫的硬朗感，而苏州话刚好相反，不仅音节间有种拖长的黏连感，喜欢加语气助（么，哉，涅，呀），还有许多以多音节表意的情况，比如白相（玩），屋里厢（家里），苏州诶屋（苏州话）面孔（脸）……整体就给人以韵调绵长起伏舒缓的温柔质感。
《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故事背景也设定在上海
上海在地理上更靠近苏州，方言腔调上也自然受到苏州话影响，另有一些吴语区的通用语如侬，伊，勿，弗，辰光（时候），哪能（怎么）等等，带着古文的雅致韵味，也在上海话中得以保留，并且活跃至今。粗略统计了一下，《爱情神话》里出现最多的词汇，除去人称代词，就是与苏州话同音的“白相”
。挚友老乌吐槽老白“我看侬脑子被两额女人白相瓦特了”，翻译成普通话就变成“我看你脑子被那两个女人玩儿坏了”。两相对比之下，“罗里吧嗦”、黏黏糊糊的上海话连嗔怪都自带一种亲昵。上面提到的一些表述如嘎灵啊，蛮栽额，一滴滴（少许），哈想八想（乱想），触霉头（倒霉）乌里麻里（乱七八糟），以上海话的腔调念出来，就平添几分带市井气的鲜活。
有人说，吴语区的软硬雅俗在沪语中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调和过的嗲，也有人以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比较苏州话和上海话，认为上海话更显洋气新潮一些，苏州话则更雅致一些。
作为国际贸易之都，沪语也是最早和英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发生碰撞，产生“化学反应”的方言，今天普通话里许多对外来事物的命名，其实都始自沪语，咖啡、沙发，色拉，这一类大家耳熟能详的不用多说，另外还有：
瘪三（partisan，无赖）
拷贝（copy）
吃瘪（cheap，指吃亏，无能为力了）
弄堂（lane）
啤酒（beer）
白脱（butter，奶油）
马赛克（mosaic）
霓虹灯（neon light）
苏打水（soda water）
……
这样的洋泾浜英语还有许多，都是随着上海与西方的接触交融同步诞生，而后经由沪语音译才得到推广使用的。所以，考察上海话的词汇变迁，几乎能得到一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史。如果说方言中也有语言活化石排名，敢混敢嗲的上海话一定名列前茅。
#03
爱以闲谈而消永昼—
最适合文学创作的方言
沪语在方言里的说法是“上海闲话（发音接近于'上海诶屋'）”，接近苏白里的“苏州闲话”用法。一个闲字，说出来并没有实质性的表意功能，仔细琢磨却又觉得真是“对味”，酒菜市肆的烟火气，街头巷弄的八卦闲谈，一句句拼凑出口口相传的方言样貌。 《繁花》的作者金宇澄说起沪语写作，引古人的“爱以闲谈而消永昼”，故事是筋骨，方言闲谈便是血肉。相比于渐趋格式化的普通话，方言打开了另一种可能性，也把小说拉回了最初口口相传、以故事消磨时光的纯粹状态。
胡适也曾说，方言之中能入文学殿堂的，只有两种，一是吴语，一是粤语。皆因其古与雅。
中国第一本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即是以苏白写成，又号称吴语小说开山之作、《红楼梦》之后的又一高峰。《海上花列传》里的长三堂子是旧上海著名的高级风月场所，讲一口纯正雅致的苏白是此处妓女们的“入职门槛”，十里洋场的官场要员富商巨贾泡在吴侬软语的温柔乡里，施展手腕和智慧，竭力显示自己的社交体面。
1998年侯孝贤导演将《海上花列传》搬上荧幕
作为《海上花列传》头号粉丝，张爱玲不但各种写文安利，甚至身体力行推出了国语译本和（未出版的）英文译本。“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过来，像译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但是希望至少替大众保存了这本书。” 张爱玲的认知颇为清醒，《海上花》译成国语后韵味果然两样。例如豆瓣网友列举的“阿曾受茶？”译成“有没定亲？”，不但风味大减，文化背景也突然架空，像是中国人讲究的烘云托月被抽去了云和月的寡淡干巴。
这本书的原文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难读，读的时候有没有画面不好说，但一直是“有声音”的。也难怪，在例言中作者就说明，“苏州土白，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 所以就算细究起来文理有不通，却是将当时的气韵原音再现了。
沪语写作自然首推《繁花》。“老早底，有一个大老爷。蓓蒂说，又是大老爷。阿婆说，大老爷一不当心，坏人就来了，偷了大老爷的心，大老爷根本不晓得，到市面上荡马路，看见一个老女人卖菜。蓓蒂笑笑，接口说，大老爷停下来就问了，有啥小菜呀。老女人讲，老爷，此地样样式式，全部有。阿婆接口说，大老爷问，这是啥菜呢。老女人讲，无心菜。大老爷讲，菜无心，哪里会活，缠七缠八。老女人讲，老爷是寿头，菜无心，可以活，人无心，马上就死。老爷一听，胸口忽然痛了，七孔流血，当场翘了辫子。” 金宇澄把故事的背景置于上海的普通弄堂，改良过的沪语既保留了方言韵味，又不造成阅读障碍。样样式式、缠七缠八、寿头、翘辫子，这些方言词汇，即便不懂，也能根据语境猜中个七八。
因此，属于上海又不止于上海的《繁花》从小说一路风靡到剧场演出，影视剧也受到最强班底的青睐。很多久居上海的沪漂虽然大爱话剧《繁花》，听自然是听不懂，但没关系，“有字幕的”。
还记得几年前，在另一部沪语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旅居上海多年的日本人成了上海女婿，“终年穿考究的长衫，说着地道的上海话，跟沪上时髦的中产者一样又是喝茶又是泡澡堂子，经年累月，再看不出日本人的样子”，说地道上海话、混帮会的日本人回到一个人的餐馆里，却会对着猫说日语，给被自己囚禁的中国女人穿上和服，最后把枪口朝向和自己称兄道弟的上海人。
语言之所以成了幌子，是因为它能够最准确地传达出一个人对自我的定位，一种文化上的心理认同。旧上海和上海话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罗曼蒂克，随着日本人撕去伪装以间谍的真面目示人，随着上海的沦陷，一起消失了。
在《爱情神话》里，罗曼蒂克的上海却在市井烟火气里得以重生。菜市场，狭窄阴暗的老房子，进口超市，物价，名牌，不知名的画家靠收租度日，广告界的白领，失婚的女人，寂寞的女人，讲一口上海话却不想学英语的混血儿，关系失和的父子……生活的本质诚然还是一地鸡毛，但经过沪语的闲谈往来，市井变成生活化的幽默戏谑，嗲化作上海女人的风情万种，最终还是呈现出温暖的色调。关系着身份认同的沪语，在影片里催生出一个由共同的地域文化、群体记忆勾连在一起，又包容着新旧观念变化冲撞的市井都市。
罗曼罗兰那句“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看清了生活真相却依旧热爱生活的人”，到了《爱情神话》里的上海，似乎可以改成：真正的神话，是在充满残缺的生活中，充满问题的普通人寻找和体味到的细碎温暖与感动。
